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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从幼儿园开始
www.zgxzw.com  2019/10/16 21:40:14  来源: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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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陪读家长带着换洗衣物送孩子上学。一般送孩子到学校后,她们便去河边洗衣服。视觉中国供图

  2018年1月11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陪读爸爸指导小孩做作业。

  9月22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一名陪读奶奶和孙子在一起。 

  2018年1月12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孩子们端着饭碗串门。视觉中国供图

  6月25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一个孩子和陪读妈妈一起吃晚饭。视觉中国供图

  9月17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两位陪读母亲在带孩子。

  9月18日,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一名陪读奶奶正在给孩子们做晚饭。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尹海月/摄


  陪读可以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至少在大别山腹地的这个小镇上,这事儿一点儿也不稀奇。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位于毛坦厂镇以南30多公里处。毛坦厂近年因为一所被视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而出名,镇上的“陪读经济”方兴未艾。晓天镇的陪读没有邻镇那种争分夺秒送孩子赶考的悲壮,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

  毕竟,这里不是毛坦厂,尽管当地人大都听说过那个地方。这里的校园里没有高考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高考考生挂在嘴上的“一本”和“二本”对此地居民来说还是好几年后才会考虑的事情。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小镇,拥有一所普通的山区小学。

  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估算,全校现有的451名学生中,有超过一半学生来自周围偏远的村庄。过去十几年里,散落在农村的教学点陆续撤销,这所全镇最大的公办小学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处的村民们,离开居住多年的村子,从孩子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来到镇上租房居住。

  属于这个小镇的“陪读经济”诞生了。

  汇聚

  在晓天镇,陪读者多为年长女性。年轻父母们顾着外出赚钱,几乎一年只回家一次,养育孩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年轻妈妈放弃在外务工,辞职回家,专心陪读。

  男性去哪儿了?他们分布在杭州、宁波、苏州、上海这些城市,做木匠、销售员、大货车司机或是服装厂工人,然后把收入输送到这个小镇上。

  这些收入首先撑起了小镇卖早点的摊位。晓天中心小学位于山脚下,每天早上7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喇叭声,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到来。卖早点的小铺被红红绿绿的书包包围,家里来不及做早饭的,孩子们会花3元钱在这里买一根火腿肠、一块糍粑作为早餐。

  陪读客们则开始了这一天的事务:洗衣、买菜,为孩子准备晚餐。坐落在学校周围的那一栋栋旧式厂房便是他们的“家”。

  厂房过去属于军工厂。20世纪90年代,工厂搬迁后,留下大片闲置的车间和宿舍。如今,这些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又因为新的住户,获得了新生。

  门口三两成群闲聊的陪读老人以及晾衣架上一排排的小孩衣裳,证明那些破败的房子仍在发挥功用。墙砖大多残缺、变色,木质的门窗仍是上世纪留下来的,就连上厕所也要去最近的公厕。

  汤中华前几年搬到这里时,屋顶漏水,她花了1000多元修好屋顶,在街上捡来别人扔掉的废弃不用的木桌,又从农村老家运来床、水壶、桌椅,才将几间出租屋一点点拼凑出家的样子。

  她57岁,陪读已有7年。

  早些年,晓天中心小学原址上是一所寄宿制初中,聚集了从周围村庄来上学的孩子们。生源减少后,初中并入了另一所中学,小学搬了过来。

  汤中华真正的家在十几里山路外的山头上,对于这位要陪两个孙女上学的祖母来说,离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7年前,她的大孙女在村里上幼儿园,那时,学校就在家门口。在她的视野里,随着生源减少,没过多久,学校“垮掉了”,孙女只能转到镇上读书。

  镇上离村子有十几里路,骑摩托车还要将近20分钟,冬日遇到风雪天,一不小心就会在山路上摔跟头。汤中华索性在镇上租了房子,正式开始陪读。

  同汤中华一样,对60岁的江道柱来说,陪读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他所在的大马村离镇上有17公里,以前家附近就有一个教学点,只有幼儿园和一、二年级。他的大孙女读完后便转到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那里可以接收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寄宿。

  但是,等到他的小孙女出生,村里的教学点不复存在。他也来到了镇上。“为了小孩的教育必须要过来。”他说。

  很多陪读家庭来到这里,都有同一个原因:孩子待在老家已无学可上。在这地广人稀的小镇,村子的小学正急剧减少,目前,晓天片区的16个村子只剩下4所村小,每所村小的学生市场不足5人。

  叶诗友曾是其中一所村小的校长,十几年来,他见证了学生的锐减:2005年时学校还有80多个学生,到2010年已锐减到二三十个。3年前,仅剩十几个,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了。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外出务工者人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父母开始将孩子带到外地,经济条件好一些的送到省会合肥,次一些的去县城,再差一些的便送到镇上。

  “村里教学质量不行”,谈起离家陪读的原因,一位家长说。一位村小教师则说,在村里,若不是家庭极其困难,有余力的都会将孩子送到镇里念书。

  叶诗友对此也很无奈,山里最缺老师,从2005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学校申请配备英语教师,然而直到学校被撤,也没找到——没有人愿意来这穷乡僻壤。有的年轻人分配到这里,绕着学校走一圈,课都没上一节,背着行囊就走了。

  “年轻人不能往教学点放,放了马上就走。”负责这个镇教育工作的晓天中心校校长徐家艾无奈地说,“山区条件落后,留住人很难。”

  如今,4个教学点里,人数最多的也只剩下4个学生。

  徐家艾告诉记者,今年,按照规定,“一生一师一校”的学生都要就近转入规模较大的学校。

  在其他教学点萎缩的同时,中心小学的吸引力上升了。褚先丙的老家在查湾,属于晓天镇的另一个片区,那里也有一所小学,但学生较少。听说这里陪读的学生多,褚先丙把孙子转到了这里。

  为了省钱,58岁的王进英原本选择留在村里。她有3个孩子要照看。等到今年4月,她也不得不加入了镇上的陪读队伍——当时,村小只剩下她的孙女,一个学前班孩子和一位数学老师。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搬到了那些旧工厂区里,成了街坊邻居。

  算账

  王进英的孙女在村里上学时,学校只有她一个学生,所有科目都是一个老师教,体育课只是无聊地去河边玩玩石子,碰上老师请假,“好几天就自己写作业”。更可怕的是孤独。王进英说,叫她也不答应,只知道摇头摆头,说话很少。另一个学前班的小孩,看见人就跑到桌子底下,“怕人就怕到那样子”。

  转到晓天中心小学后,她认为孙女话多了起来。但随之多起来的,是租房陪读带来的开销。

  以前,学校就在家门口。种些粮食和蔬菜瓜果,就可以满足祖孙俩的基本生活,陪读意味着要花钱租房、花钱买菜。她的房租一年是2000元。“不吃不喝都要2000”,她觉得不可思议。

  王进英的儿子在杭州做油漆工,每月工资五六千元,不足以支撑三个孩子的生活支出,一部分经济压力便落在了她和在外务工的丈夫身上。孙女患有混合型紫癜,1万多元治病的费用还是跟亲戚借的。

  陪读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每天下午4点,王进英要准时接送放学的孙女回家。

  她想找一份工作赚钱,但是陪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这些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一待好几年,烦死喽。”她叹着气说。

  相比之下,同为陪读奶奶的周言芝生活要轻松一些。每月,在杭州打工的儿子、儿媳、女儿都会固定给她打钱。

  58岁的周言芝要同时照顾3个孙辈上小学和幼儿园,但在她看来,不用为吃喝发愁的日子已算得上“享福”了。

  她从不去别人家打麻将,也不去学校后面的山上加入广场舞阵营,每天晚上,她的视线片刻都不能离开3个孩子,“烧饭时还得往外边望”,对周言芝来说,“带小孩是重大的责任。”

  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这个小镇出现的一个变化是,随着“二孩”的增加,很多原本在外务工的妈妈回流。但这意味着,孩子的祖辈中要有一人外出打工,保证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在外挣钱,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

  如果只有一个人赚钱,经济压力便会加大。潘显芬近40岁时生了儿子,47岁的她除了陪读,还要照看老家89岁高龄的老婆婆。早上不到7点,她就要为儿子准备好早饭,然后骑车回老家,烧水、种菜、照顾婆婆。

  她出门时,她的儿子常常还在睡梦中。这个刚上二年级的孩子要自己去上学。平时,家门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有时候他放了学,妈妈还没从村里回来,他要自己打开门,回家写作业。

  田仁琼也是一名陪读妈妈。从儿子出生起她就再也没有外出工作,家庭开销都由在杭州工地上扎钢筋的丈夫支撑。

  当地的工作机会不多,适合陪读客们的生计更少。为了多挣一点钱,田仁琼白天会去镇里的服装厂上几个小时班,下午回家给孩子做饭洗衣服,一个月只能挣到七八百元,“连零花钱都挣不够”,她苦笑。

  韦小平的日子更难——双腿因病瘫痪后,她要常年坐轮椅,她的婆婆也已瘫痪。因此,她丈夫不能外出工作,只能在当地接些体力活,以便随时照顾。如果不是有每月10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四口之家很难撑下去。

  韦小平算了一笔账:房费一年3000元,婆婆每月请人照顾要花去1800元,加上日常花销,每月要花去3000多元钱。做临时工的丈夫挣来的钱刚能糊口。

  她“不敢生病”,为了省钱,一切都得算计着来。女儿正在长身体,她隔三差五买点鱼,自己不舍得吃。水果也很少买,但她知道水果的价格涨跌。说起这些,她一遍遍嘟囔着,“太贵了”。

  小学门口常卖零食,女儿想买一块面包,“吃起来特别松软”,4元一个,韦小平不太舍得,“哪能天天买,一个星期买一回都不得了。”

  她一直想干点副业,但坐着轮椅又不能干体力活,只能整日干着急。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来自山里的陪读客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9月,汤中华已在为冬天的菜做储备,等着外地务工的孩子回来吃。王进英花费不到200元买了8只鸭子,她的计划是,到了冬天,鸭子长起来,就能宰了吃肉。至于新衣服,她一年也买不了几件,需要添置就去网上买,不到20元,能买一身。

  他们还会去山上野生的板栗树下捡板栗,拿到山下去卖,捡得勤快,一天最多能卖到200元。不过,板栗成熟期只有一个月,捡拾的人多,能捡多少也要看运气。

  “多赚一点钱,小孩子也吃好一点。”汤中华闲暇时也会去捡栗子赚钱。山上虫蚊多,遇上高温天,格外辛苦。为了给在杭州打工的儿女减轻点负担,这个能干的农村妇女几乎一整天不歇着,白天,她骑十几分钟电摩托车回老家种菜,下午给放学回家的孙女做点好菜,晚上8点,再去镇上的一个酒店上夜班,负责住客登记。

  这份夜班工作为她挣得每月1600元的收入,但意味着她每晚都不能睡个好觉。她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点,再赶回家给孙女做早饭。夜班时,她把酒店的椅子排成一排,在上面躺着休息。为了随时能听到客人敲门,她要一直保持浅睡。

  只有小学文化的她识字不多,此前也没摸过电脑,入住登记的流程还是老板手把手教的。

  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孩子们常年在杭州务工,一般过年回家一次,她和丈夫在老家想方设法挣够每月生活费,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她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在外务工的不易——暑假她送两个孙女去杭州跟父母团聚,见到那小小的出租屋只能放下一张床,晚上两个孙女睡在床上,儿子和儿媳还要睡地板。

  好不容易有了团聚的机会,儿子让她去住旅馆,她嫌太贵,死活不肯去。“宁愿坐一晚上都不去。”

  陪伴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38岁的谢金爱已经15年没有出去工作了。21岁时,她从山东嫁到了这个小镇,23岁,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等到儿子上了初中,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她一直在陪读。“有时候想想挺难过的,最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外面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嘞。”她笑着对记者说,“现在40岁,出门洗碗人家都不要了。”

  有时在家待着,她觉得自己简直要发疯,甚至会想“直接甩手出门”,但紧接着又会不忍心。

  同样,从儿子出生起,朱经屏就不再出去工作,多年的陪读生涯消耗掉了她的青春,也让她几乎与外界隔离。

  在陪读妈妈里,朱经屏称得上是上心的。她会及时督促儿子写作业,儿子的字写不好,她就自己抄一遍,再让儿子照着抄。但她文化程度不高,只能进行简单的辅导。孩子读到三年级以后,即使是年轻妈妈,学业辅导也已力不从心。那些陪读的祖辈更加吃力。很多孩子遇到不会的题就上网查询,或者请教高年级的哥哥姐姐,还有的会跟远方的爸爸视频聊天,询问不会写的作业怎么做。

  在这个镇上,有的父母担心祖辈们无法管教孩子,将孩子送到附近一所私立学校读书,但这所学校要支付一学期6600元的学费,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得起。

  关于陪读这件事,就算陪读客也在怀疑,无微不至的照顾是否有必要。“我三四年级就会做饭了,够不着就拿个凳子站着做饭。”其中一位妈妈说。

  还有一位陪读客觉得,一些人陪读是跟风,“看见别人陪他也要陪。”

  不陪读,朱经屏怕儿子的成长出问题;陪读后如果儿子仍没什么大作为,“也就没办法了”,她这么宽慰自己。几年下来,陪读渐渐有了效果,儿子的成绩越来越好,开始拿奖状回家。

  58岁的农妇陈永献不识字,她只知道,陪读是为了孩子好。她所在的南岳村还有一处教学点。8年前,她的大孙女刚刚上幼儿园,子女和她商量让孙女去哪里上学时,她主动提出要陪读。她坚持让孙女到镇里上学,“村里上不好学,出来考大学的很少。”

  汤中华为了两个孙女上学没少奔波。第二个孙女上学时,学校人数超额,她拨打电话查询台,最后打电话到了县教育局,直到让孙女顺利入学。

  她没读过几年书,但生活的经历告诉她读书的重要性。“不念书,坐车都不晓得车牌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供孩子读书。”

  不管怎样,谢金爱相信陪伴的重要性。有人劝她,将小孩留给婆婆带,她不放心,“父母都出门,小孩缺少父爱母爱。”这样的孩子她不是没有见过,“有的小孩脾气很古怪的,很暴躁。”有个邻居小孩玩手机,奶奶劝他不要玩,小孩不听,气得摔碗,划破了手,孩子父母都不在,谢金爱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谢金爱问那个受伤的男孩想不想爸妈,他沉默了一会,说不想,“反正一年也回不来几次”。

  “孩子还是想父母。后来暑假他妈妈把他带去杭州,他就好了不少。”谢金爱说。

  令很多陪读家长头疼的时刻,是夜晚8点,旧厂房陷入寂静而一扇扇格子窗被点亮时。窗前坐着写作业的小学生。一位陪读妈妈抱怨,教儿子学习写一个汉字,不知道要用橡皮擦多少次方格纸,也有人因为孙子就是不背书,气得反手就是两个耳光。

  被陪读的孩子,大多也是留守儿童,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统计, 451名学生中,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留守儿童人数达124人。

  “家长反映,很多孩子在学校听话,在家里不听话。”晓天中心小学教师吴晓玲告诉记者,很多家庭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家庭教育是普遍存在的难题。有的学生晚上回家不写作业,第二天老师询问祖父母,祖父母解释说,“问了他,他讲写完了”。还有的奶奶心疼孙子,会帮着孙子写作业。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祖父母,则根本不知道孙子孙女在做什么,辅导作业时,只能一遍遍地问,“写完作业了没有”。

  有时,作业本需要签字,有的奶奶不会写字,就找邻居帮忙,还有的直接买盒印泥,在试卷上按手印。

  前路

  为了缓解陪读家庭的压力,今年,晓天中心小学开始向县教育局申请建宿舍,为一部分学生提供寄宿条件,先满足高年级,再满足低年级。晓天中心小学校长汪先林告诉记者,学校正在尝试通过寄宿,解决代际陪读带来的教育管理问题。接下来,这所小学还会开晚自习,安排老师值班。

  但要真正施行起来不易,相比走读制,寄宿制面临的管理问题更多,也更复杂。比如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小到学生的衣服由谁洗,大到住宿是否需要安排专职人员陪同,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投入,老师们的任务也因此变得繁重。2017年,晓天中心小学正式加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每天花2元便可在学校吃到一份“三菜一汤”的营养午餐,借此机会,学校开始实施中午留校制,吃午饭的学生不必再回家,吃饭完就在校午自习,这使得陪读家长们中午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但由此给老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午两个小时,所有的老师们要留在学校,才能保证秩序。

  不少老师向记者坦言,自己因此要牺牲更多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很多有孩子的女老师因此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而相对应的只是每天10元的补贴。

  如今,实施寄宿制意味着老师们要用更多时间承担起照看学生的任务。这对本来教师就少的山区小学而言,无疑又带来更多压力。

  如何让教师愿意承担寄宿制带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汪先林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相比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对教师激励的机制可能少一些。”

  晓天中心小学目前只有24名教师,一位教师兼职教几门课的情形十分常见。韩鸣明是今年刚分配到学校的体育教师,刚到学校不久,就被学校通知同时兼带语文课,“学校太缺教师了。”

  如果小学的寄宿制试行顺利,韦小平考虑将孩子送去寄宿。还有的家长持观望态度,担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是否能自理。

  但是对于很多家长而言,即使小学陪读完,陪读长跑仍然在继续。有的孩子不愿去封闭的私立学校读书,选择在镇上读公立初中,陪完小学毕业的奶奶们便会搬到这里,继续租房陪读。这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

  “不陪他,容易跟别的小朋友学坏。”谢金爱告诉记者,尽管那所中学也实行寄宿制,但相比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管理相对松散,常常有孩子私自外出去网吧玩通宵,家长因此不得不继续陪读。

  谢金爱的儿子今年在镇上读初二,小学毕业升初中,儿子死活不去私立学校,她只好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租金一年5000元,由退休的婆婆继续陪着儿子读书。

  已经陪读7年的汤中华,现在还看不到陪读的尽头。她的大孙女正在念初二,等到大孙女初中毕业,家里打算将她送去合肥,到时候,她将离开晓天镇,去合肥陪孙女念书。她真正结束陪读生涯,可能要等到孙辈们念大学。这么多年陪下来,汤中华心里希望两个孙女能考上“一本”。

  陈永献也从别人那里知道“‘一本’好一点,‘二本’差一点”,她唯一能说出名字的大学是清华大学。

  她没读过书,阿拉伯数字只认识1到5,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学校需要家长签字时,她花10元钱刻了个章,需要签字的时候就盖一下。孙子读幼儿园时,放学后,家长签字才能把孩子接回家,她不会写字,站在老师面前干着急。4岁的孙子照着户口本,抄了一张田字格纸,学会签上陈永献的名字,这是他学会写的第一个姓名。

  “考上清华大学,我就请人家喝酒!”她对孙子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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