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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起点——博士就业多元化趋势初现
www.zgxzw.com  2019/8/6 8:55:21  来源:本站


眼看能够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物理学博士孟溪手握两所高校的offer,俨然已是博士毕业生中的人生赢家。

但她参加完博士论文答辩后,却突然感觉自己的情绪跌入了谷底,什么事儿都不想做。她曾以为自己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未来从事科研工作,然而这样的道路似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吸引力,甚至让她感到恐慌。

孟溪去论坛求助:博士毕业,不想去高校,但又缺乏企业工作经验,该怎么办?

在与她同年毕业的数万名中国博士中,孟溪提的问题不是个例。

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连年攀升:2004年,有2.3万名博士毕业,那一年,博士人数首次在《中国统计年鉴》中作为单独门类统计;2018年,博士毕业人数突破6万名,同年,近10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

在传统的观念中,博士是本学科的“看守者”,获得了博士学位,就应以学术为业,选择非学术职业的人往往被视为“管道的泄漏”。

但这一观念日益受到挑战。统计年鉴显示,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增博士毕业生人数比新增高校教师多两万人左右,这意味着约1/3的博士毕业生没有获得高校教职。

拿到了人类社会的最高学位,在学术圈外,博士何为?

学历市场的赢家,就业市场的“萌新”

读博之前,孟溪的想法很单纯,甚至有点儿“愣”。“当时年纪小,总觉得这辈子起码得做一件一般人干不了的事儿。”这个东北姑娘说。

她就这样开启了读博之路。至于未来找什么工作、就业市场情况如何,她自嘲道:“以我当时的心智情况,根本不可能想到这些。”

读博期间,她跟导师交流最多的就是实验情况。而工作打算以及就业市场的行情,则很少进入师生们的讨论范畴。

过了3年多“朝八晚十”、周末单休的实验室生活,一位博士师兄提醒她:“赶紧做简历,准备找工作吧!”

孟溪开启了“找工作模式”,但她实际上无法花太多时间联系工作:写发表论文和毕业论文就已经占据了她的绝大部分精力。为了修改毕业论文,她连续一个多月熬到夜里两点才睡,早上醒了,抓起一件衣服套上就开始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身上这件灰色套头衫自己已连续穿了十来天。

她的导师们认为,“博士毕业理所当然去高校”。孟溪的博士师兄师姐毕业后,基本都走了这条路。

孟溪原本也以为自己愿意当一名大学教师,将科研作为志业。今年春天,孟溪的论文盲审和毕业答辩都很顺利,有两所高校也给她发了offer。眼看再过不久就能拿到学位证,但她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击垮了,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涌出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她,这是她读博期间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所致。

前几天,她接受家人的建议,同一所离家较近的高校签了约。高校里的绩效考核让她担忧:学校明确表示不会提供科研启动经费,而且她要在入职之后才能知道具体的考核标准,但她此前已经听过好几起校方失信的例子了。

孟溪有一个朋友在山东某高校任教,入职后才发现校方提高了考核标准。朋友向她抱怨说:“安家费没落实多少,别的(待遇)也没涨,倒是考核标准涨了。”

但兰州理工大学理学院教授马军认为,当前博士生的就业情况仍比较乐观。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在高校里,除了国家提供的基本工资外,如果科研成果比较多,每年收获的科研绩效是非常可观的,甚至是正常薪酬的10倍,没有上限。”学科之间的差异也不容忽视。马军说,很多工学专业的博士可以在校外找到横向课题,收入都非常可观。”

与孟溪相比,林飞谋求教职的道路更为曲折。

去年,林飞在某名校拿到文科博士学位。毕业后,他没找到满意的教职,便接受了某大型企业的offer——管理岗位,年薪20多万元。他工作了两个月后,突然接到外省一所高校的入职通知。

尽管企业的薪资待遇符合预期,但林飞感觉工作不够自由,相比之下,他更向往高校中的工作环境。

导师劝他谨慎考虑:“当‘青椒’是看不到头的。”家人则支持他去高校,认为大学教师是份体面的工作。林飞告诉家人,教师的月收入只有在企业工作的1/3。

权衡之下,林飞还是作出了决定。

林飞没有立刻辞职,那时他的毕业证已经到手,但学位证要到年底才能拿到,他希望两证齐全之后再去办理入职手续。

这所高校的工作人员一开始表现得通情达理,他们说可以先为林飞安排宿舍、办理校园卡,等他拿到学位证再办理入职手续。

但下一通电话就变了味道,一名教师要求林飞立刻到校坐班,理由是所有青年教师入职第一年都要坐班。尽管家里有些状况,但是林飞还是匆匆办理了辞职手续,赶到学校。

年底,林飞拿到了学位证,第二天他就按入职学校的要求去做了体检,准备次日去报到。这时,他又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不必来办理入职手续了。

林飞大惊,连忙坐高铁赶到学校,却被告知没有编制:学院说因为学校不给编制,学校人事处则说学院没来申请。

林飞打通了院领导的电话,被告知:现在已经没有名额了。院领导承认,在林飞之后,他们又面试了其他人。

林飞意识到,如果有了更合适的人选,校方会主动毁约,“学校只是损失了5000元违约金,但是对于我们毕业生的影响就很大”。辞掉工作的那半年多,他几乎没有收入。

作为导师带的最早毕业的博士生,林飞找工作的情况也很受学弟学妹关注。林飞毕业还算顺利,即便如此,他参加博士毕业答辩时,也已经身无分文——博士延期这一年,学校停发补助,他靠在校外做些兼职养活自己。

现在,林飞还在寻找教职。这一年多的波折,带给他新的反思:“念了这么多书,脑子也要活一点,生存能力是第一步。”

多元化就业趋势初现

任奇在博士毕业后到某国企工作,作为一名工科博士,任奇在企业中做科研不必担心偏离实际——国企中的科研工作都直接面向生产,而且可以提供一线数据作为参考,而这些数据通常不对外公布。

再者,国企资金雄厚,任奇不必像在高校工作的同学那样绞尽脑汁地申请课题基金——企业内部就可以为他提供数百万元的研究经费。

但任奇很快便意识到了自己的短板——年龄。

任奇本科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保送为本校的直博生。跟读完3年硕士再读博的同学相比,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任奇,已有很大的年龄优势。

尽管如此,任奇进入国企工作后,还是尴尬地发现自己属于“大龄新人”。任奇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如果在企业发展的话,博士只适合走技术路线,如果走行政管理路线,可能已经晚了。”

但任奇又意识到:在仿照公务员系统运转的国企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围绕行政管理权力展开。这就意味着,如果他达不到一定的行政管理职位,对于做科研也不利。

相比之下,更有活力的民营企业成为部分博士毕业生的新选择。

在清华大学的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华为公司连续3年都是“收割”清华博士最多的单位。今年5月,华为海思发布全球揽才公告,多达31个岗位招聘博士生。近日,华为给应届博士毕业生开出百万元年薪的新闻又吸引了众多关注。

最近两年,前述就业重点单位榜单上还出现了腾讯、阿里巴巴等“新兴势力”。不过,上述几家企业招聘的博士生一般限于计算机、应用数学、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近年的热门领域。

在网络论坛上,在公司和高校的工作之间权衡的咨询帖也有所增加。显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买私企的账,有人直言:与985高校的助理教授相比,华为公司“只是钱多一点”。

另外,还有众多博士毕业生选择到党政机关工作——去年,福建省委组织部一举招揽了30名清华博士毕业生,仅次于华为公司的31人。

从国内高校的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不难发现博士生就业多元化的趋势。5年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签三方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到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而到国企、私企就业的比例明显上升。

这背后是严峻的学术圈就业形势:博士帽年年增加,但学术职位的数量却相对稳定。

早在数年前,博士就业问题就已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引起重视。上述国家对博士就业情况的调查显示:博士在传统学术部门就业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且理工科比人文社会学科下降更为明显。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沈文钦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以美国为例,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界就业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初的80%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47%,虽然人文学科类、社会科学类的博士毕业生仍以在学术界就业为主,但比例均有所下降——人文学科类下降了 10.7%,社会科学类下降了17.9%。

供大于求的形势之下,“非学术职业”就成为博士毕业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认识的博士生中,有人到高校当老师、有人到企业工作、有人到中学当老师。马臻认为,这些情况都理所当然:“形势就是这样的,高校没有那么多职位,而且高校‘青椒’比较苦。如果特别喜欢做学术的话,可以留在高校;如果想挣钱的话,那就可以进企业。”

马臻认为,不同大学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很大,泛泛谈论“博士生就业情况”过于笼统。他说:“有的高校,学科博士点膨胀,人比较多、科研基础又不是很好,那么(博士毕业生)可能就有些不受待见了。”

通过观察自己的硕士生、博士生找工作的情况,马臻发现,硕士生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习,博士生找工作反而更简单,只需投递简历、再花少量时间面试即可。

在一些招聘者眼中,博士学位本身就有足够的分量。马臻的一个博士生找工作时,对方表现得非常信任这名学生:“能读下博士学位的至少不傻,有专业能力。”

马臻认为:“机会永远是属于强者的。”

学术圈外,博士何为?

早在2011年,《自然》杂志就曾连发3篇文章,矛头直指博士过度生产现象。其中一篇文章认为:博士规模之所以迅速扩张,是受科研项目需求的驱动,而没有充分考虑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容量。

近年来,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连年扩大,去年9.55万人被录取为博士生,人数再创新高。博士帽多了,甚至一些并不指向学术生产的工作岗位也明确要求博士学历。近年,有些高校招聘辅导员时要求应聘者有博士学历,而在以往,这个岗位上主要是本科或硕士毕业生。

1979年,美国学者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描述了“文凭通货膨胀”的现象,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

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存在一种矛盾的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卿石松提到几个数据:企业是我国研发经费支出最多的部门,2017年各类企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总量的77.6%,但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还不到1%。另外,中国的高校里,除了研究型大学,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占比其实并不高。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仅占24.4%。

卿石松认为,就传统的博士“生产”目标——培养学术接班人——来说,博士数量可能过多,但中国高校依然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如果换个角度看,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级人才,要推动科技和产业革命,更是需要大量的人才,“高层次人才,当然越多越好”。他认为:如果将企业的需求考虑在内,目前的博士人才仍然不足。

在高等教育更为发达的美国,未来的轮廓初现:今年3月,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报告称,在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占比(42%)首次接近教育机构(43%)。这被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

张恬在读博之前,就是奔着工业界去的。

面对几份offer,她没有太多犹豫便选定了这所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州立大学。在业界“大牛”手下工作了3年,张恬通过学校和学院组织的讲座开始接触业界。

张恬同门的博士师兄师姐,大部分都到工业界工作,也有人到美国联邦政府做与企业相关的科研工作。

今年暑期,张恬申请到波士顿一家公司的实习岗位。她原以为,公司里的研发工作相对简单,博士期间多学的知识可能用不上。但她开始工作后就发现,这家公司在研发很多新产品,她面临着许多未知。

跟张恬读博时做的课题相比,公司里的课题难度不大,但也有些挑战。在这里,她的研究能在较短时间内就看到答案,“正反馈来得很快”,这让她觉得“自己的活儿没白干”。相比之下,读博时的研究就像一个人在广阔的沙漠里踽踽独行,不知还有多久才能看到绿洲,更不知道,前方究竟有没有绿洲。

“在学校里做实验,需要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试错。”张恬说。而在公司里做研究,容错率比较低。

卿石松作调研时,有企业主向他抱怨:有的博士毕业生来到企业工作后,仍然延续学术研究的思路,但企业更看重研究的效益和时效性。

卿石松认为,到企业工作,博士生需要理解商业文化和商业环境,例如更多考虑经济效益;但在博士培养过程中,学术能力仍应是核心,此外可以注重通用能力的培养,如沟通能力、跨学科合作能力等。

卿石松说,在英国,出现了产、学、研联合培养博士的现象:企业若需要某方面的人才,便与擅长该领域的高校联合培养。企业由此介入博士培养阶段,博士生则带着企业的研究课题读博。

作为宏大结构之中的个体,博士生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更早地规划未来。

作为导师,马臻曾多次主动邀请名企HR来校做讲座,为学生们讲职业规范、职业伦理、应聘和面试技巧等。

他认为:“导师在学生找工作的过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学生需要的时候,马臻会为他们介绍工作机会、亲自写推荐信,等等。平时,马臻时常跟学生们“应机说法”,例如提醒他们学会从领导者的视角思考问题。

短暂的企业工作经历,让林飞重新审视所学。在企业工作时,林飞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学的专业,社会到底认不认可?”

他决定,就算未来去高校工作,也不能仅仅会写论文,“否则研究的东西对社会无益”。他问自己:“要多想一想,我们能贡献给社会什么?自己又希望得到什么?”

林飞的结论是:“研究要接地气,学术才有生命力。”

(应受访者要求,孟溪、林飞、任奇、张恬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李雅娟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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