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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市纳雍县每一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有两名直接包保责任人
一个贫困县的控辍保学攻坚战
记者 万秀斌 汪志球 郝迎灿 黄 娴
www.zgxzw.com  2019/7/12 7:27:19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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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鸠戛中学学生在开展课外活动。   韩贤普摄



  左鸠戛中学旧址。    资料图片



  左鸠戛中学现貌。    韩贤普摄

引子

  听14岁的女儿说要辍学务工,渔塘村贫困户安明态度不明朗,“女孩子识了几个字,尽早出去赚钱也不错。”

  这可急坏了学校老师和村干部,三天两头上门劝。苦劝无效,村支书朱发龙当场揭了安明的老底,“你忘了没文化吃的亏?”

  被戳到痛处,安明脸上挂不住。那次外出打工,工资讲好每月3000元,也签了合同,谁知工程结束,他却傻了眼——白纸黑字“工资每月贰仟元”。

  安明最后决定让女儿收拾书包回学校。

  安明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也是贵州1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

  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教育是治本之策。今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时强调,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

  “要摸清底数,聚焦突出问题,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加大工作力度,拿出过硬举措和办法,确保如期完成任务。”对纳雍县而言,义务教育有保障是2020年如期脱贫摘帽的一道硬杠杠,而控辍保学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攻坚战。

  辍学

  “背后既有家庭关爱缺失的因素,也有部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薄弱的现实”

  逮住代铭,是4月份第二个周末的午后。

  龙忠军把车停在山脚下,沿着条弓背般的石头路往上攀。视线慢慢抬升,半山腰里一排石头房子先是露出乌黑的梁脊,又露出刷得粉白的墙。再往上,就看见13岁的代铭正把玩一堆从河滩里淘来的石子。

  刚迈上院坝,龙忠军还未来得及喊出声,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声已让代铭有所觉察。他扭过头来张望了一眼,便窜到房里去了。

  房门口端坐着70岁的爷爷。龙忠军循迹闯进屋子,老人也不以为意,仍是紧一口慢一口地吧着旱烟。

  屋里没人,龙忠军又穿到后院。这是一块巴掌大的菜地,栽着几十株莲花白和茴香,代铭低着头缩在一口水缸和房墙间的犄角旮旯。

  “咋不去上学?”“耳朵不好。”“不是治好了吗?”……“小伙伴们都还等着你回去一块玩耍,你不想老师和同学们?”半晌,代铭冒出一个“想”字。

  趁热打铁,龙忠军又说:“今天周末学校没人,你跟老师回去补习功课好不好?”代铭不做声,起身掸掸土,收拾了书包。

  “代铭自幼听力不好,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导致性格比较自卑、孤僻,成绩也在班里挂末,时间长了就变得厌学,还经常逃学。”龙忠军是纳雍县左鸠戛彝族苗族乡福和希望小学的一名教师,代铭是他所带毕业班的一名学生。“去年10月,代铭父亲带他去浙江治疗,没过多久手机成了空号,就彻底断了联系。”

  电话打不通,龙忠军只好一趟趟往代铭家里跑,寄希望于哪一天能赶巧碰到孩子和家长回家。从学校到代铭家4公里的山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龙忠军不知跑了多少次。“现在把眼蒙上,我也能摸到他家院坝里去。”

  从教10多年来,龙忠军平均每年都要劝返至少一个辍学的孩子。“一到开学季点名,就会发现总有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来报到。”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经过反复认定核实,全县共有721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处于辍学状态,初中和小学辍学率分别为1.28%和0.1%。”纳雍县教育科技局副局长秦勇和同事分析发现,“95%以上的学生辍学是因为厌学,学习成绩排在班级中下游。其余的学生则是急于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外出务工。近九成辍学现象发生在初中阶段。”

  与前些年不同,辍学现象与家庭经济困难之间的关系呈弱化趋势。从2018年开始,纳雍县未出现农村贫困家庭适龄子女因经济困难失学辍学的案例。毕节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县级督学何友国说:“把时间往前推5年左右,毕节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因为家庭其他原因辍学,随着国家对教育领域投入的加大,特别是以保障义务教育为核心,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贫困群众通过让孩子接受教育改变贫困面貌的意识越来越强。”

  厌学,已成为毕节市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

  “背后既有家庭关爱缺失的因素,也有部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薄弱的现实。”秦勇说,属于留守儿童或父母婚姻破裂的辍学学生占了总数的近六成。“再加上部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短板还没有完全补齐,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还不够大。”

  劝返

  “全县721名辍学学生中,目前有670人回校读书。九成多的劝返成功率,源自老师和干部‘人盯人’的艰苦付出”

  用罢早饭,曙光镇猴儿关社区居委会主任罗杰便背着手往施家寨踱去。“韩璞辍学外出有10个月了,前几天刚回家,看能不能劝他回学校读书。”

  山路上绕过几道弯,便碰见曙光镇中学初二(6)班的班主任刘进骑摩托车赶来。“昨晚听娃他爸讲,娃娃在外面打工吃了苦头,已晓得回来读书才是正经,只是嘴巴上还不松口。”

  两人一前一后走进韩璞家的老屋,房子低矮昏暗,家具陈旧。

  “在外面打工苦不苦?”刘进径直问韩璞。

  “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韩璞撇了下嘴。之前,他在福建厦门一家纸箱厂干了两个月刷胶的活。“家里条件这么差,我想早点赚钱……”

  “现在读书又不要学费,日子也不是过不下去。”父亲在一旁按捺不住提高了嗓门,“不识字,挣钱更难!”

  好说歹说,韩璞终于点了头,同意回到学校继续读书。

  韩璞辍学,事出有因。两年前父母离异,彼时刚升入初中的他无心学习。去年初一期末考试前,韩璞索性一个人跑去了厦门,把正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吓了一跳。

  罗杰和刘进在电话里不知劝了多少次,父亲骂也骂了,就是不济事。后来仨人一合计,在厦门过完春节后把韩璞送进了工厂,想让他尝尝谋生的艰辛。这招还真奏了效,不到两个月,韩璞就闹着回家。

  劝返辍学的孩子,考验的是耐心、爱心和责任心。“全校20名辍学学生,目前成功劝返包括韩璞在内的18人复学。”曙光镇中学校长余兴海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强化义务教育控辍保学联保联控责任,在辍学高发区‘一县一策’制定工作方案,实施贫困学生台账化精准控辍,确保贫困家庭适龄学生不因贫失学辍学。”纳雍县全面实行“双线”包保责任制和 “七长”负责制,将控辍保学任务层层分解、层层压实。

  “‘双线’是指行政线和教育线,从县到村,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七长’则是指县长、乡(镇)长、村主任(村长)、教育科技局长、校长、师长、家长,县长总揽全县,其余‘六长’各管一摊,确保每一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都有两名直接包保责任人。”秦勇表示。

  每天第一节课开始前清点学生人数,已成为纳雍所有中小学班主任老师的惯例。“一旦发现有学生缺课,第一时间联系家长或者监护人,缺课超过3天,需要立即汇报至乡镇(街道)教管中心。”刘进说。

  最让老师和干部们担心的,是每年春秋两季的开学日。“全县所有学校都要将实际在校就读的学生与起始年级进校时的名单一一对应,对未到校学生逐一核实去向,进一步排查出辍学学生名单,落实包保责任,开展劝返复学工作。”余兴海说。

  曙光镇中学初三(4)班班主任陈仕恒包保了12名学生。“有两个是贫困家庭子女,10个是留守儿童。一个月至少要给每名学生做一次心理辅导、上门家访一次。”

  因为周末和节假日基本都用在了家访上,陈仕恒一度招来未婚妻周梨颇多抱怨。

  “我倒要看看,这些学生有什么让你如此操心的!”一个周末,周梨径直闯到了学校。陈仕恒让她换上平底鞋,周梨皱皱眉头,“骑着摩托车哪儿去不了?”颠簸了20多分钟,来到小腰栖村一处崖壁下,陈仕恒放下摩托车,牵着周梨顺山路往上爬,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学生家里。

  “家里只有孩子和奶奶,屋里也没啥像样的家具。孩子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想辍学出去打工。陈仕恒就说,他小时候也是留守儿童,也差点辍学,但老师说他很努力,一定要好好读下去,这才坚持读到了大学。”家访回来,周梨双脚都磨出了水泡,眼圈红了一晚上,“没想到做一名老师这么不容易。”

  “目前全县721名辍学学生中,有670人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纳雍县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宋邦达说,“九成多的劝返成功率,源自老师和干部‘人盯人’的艰苦付出。”

  转化

  “控辍保学工作的重点不能只盯着‘劝回来’,还要着重考虑如何能让他们‘留得住、学得好’”

  将辍学学生劝回学校继续读书,对曙光镇河溪小学校长张青贵来说,“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

  “厌学情绪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再加上初中年龄段的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期,一次成功劝返并不能保证他们不再辍学,‘辍学—劝返—再辍学’的循环在一些学生身上反复出现。”张青贵表示,“控辍保学工作的重点不能只盯着‘劝回来’,还要着重考虑如何能让他们‘留得住、学得好’。”

  初一(1)班的陆阳,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而缺少关爱,性格有些孤僻敏感。“她去年有过一段短暂的辍学经历,我在她家附近的一座山坡上找到她,她说既不想去学校也不想待在家里。”班主任罗泽左说,“她回学校后上课精力还是不集中,不是发呆就是写写画画。”

  拧着不通就顺着来。“我跟她说学校有美术兴趣小组,可以推荐你去参加,但平时要好好上课。”陆阳的改变由此发生。她之前经常逃课,如今只要学校不放假,每天中午到画室练习一小时,从不缺席。今年开学季学校举办画展,陆阳的作品代表初一(1)班成功入选。

  “这次得了80分,上学期基本没有及格过。”罗泽左抽出一份刚改完的语文试卷,“我看重的不只是成绩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她对学习开始有了兴趣。”

  每个学生都有闪光点,这是张青贵一直秉持的教育理念。“大部分被劝返学生在文体方面都有一些爱好特长。我们通过开辟‘第二课堂’,成立了美术、体育、音乐3个兴趣小组,吸引了165名学生加入,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对校园的归属感。”

  鉴于辍学学生基本上以学习困难学生为主,纳雍县在毕节市率先建立了“学困生转化”制度,做到一生一档案,有针对性地消除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的现象。

  去年秋季开学,化作苗族彝族乡中心小学的黎律担任六(3)班班主任。“开学没一个月,任课老师就跟我反映有个叫曹正的学生总不交作业,上课还爱捣乱。”

  通过走访,黎律了解到曹正不仅家庭贫困,还是留守儿童。“我给他做了一个签到表,每按时交一次作业就打一个钩,要是能坚持一个月就有奖励,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一个月后黎律兑现诺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送给曹正一个笔记本和一本《安徒生童话》,平时被认作“油盐不进”的曹正这次兴奋得红了脸。

  学校举办冬季运动会,黎律特意引导同学们选曹正为班级的旗手。“比赛那天,他带着同学们喊口号、整理队列、维持秩序,特别有责任心。”曹正则在日记里写道:“很激动能有这样的机会和同学们在一起……”

  期末考试,曹正的语文和数学成绩均突破及格线。“曹正的转变被老师们当成了一个典型案例。”黎律自豪地说。

  让控辍保学摸排出来的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一生一案”、因材施教是关键。纳雍因地制宜促进农村初中普职教育融合,同时鼓励一些年龄较大、辍学时间长的学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

  百兴镇汪家坝村26岁的李菁菁初三还没毕业就辍学外出打工,在外飘荡10年后,去年又下定决心回到纳雍职中拾起了课本,“现在贫困学生读职校只需要掏一点生活费,不仅学费、住宿费全免,而且还有助学金和精准扶贫资助金。最重要的是能学到一技之长,大大拓展了人生的宽度。”

  改变

  “因上学远上学难、就学条件差而辍学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搁在10年前,左鸠戛彝族苗族乡10个孩子里面就有1个辍学学生,而现在,100个里面才有1个。

  辍学率的下降同基本办学条件的改善密不可分。2006年以前,左鸠戛没有一所中学,学生只能分散到周边的昆寨、金盆等乡镇。2006年,左鸠戛中学正式成立,但仅有一栋孤零零的教学楼。老师和学生齐动手,花半年时间挖平了楼前的一个土坡,这才有了一座不到400平方米的操场。

  “最让人揪心的是没有学生宿舍,有100多个学生在附近租住民房。一到晚上7点,两位副校长就带着男老师逐户查夜。”乡教管中心主任肖兴怀2007年到左鸠戛中学任教,“每天都是如履薄冰,生怕学生出一丁点安全事故。”

  2010年,左鸠戛中学被列入薄弱学校改造项目,在山下重新选址修建。4年后,新校园正式投入使用,宿舍楼、食堂、少年宫一应俱全。“2014年秋天一开学,周边民房租金跌了一半。”肖兴怀说。

  “目前在校学生有658人,还吸引了昆寨、猪场等乡镇30多名学生前来就读,今年春季开学时辍学学生只有7个。”校长李治黔介绍。

  “近年来,受益于国家倾斜支持农村教育、中西部地区教育,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项目,我们贫困县也能办大教育。”纳雍县委书记彭华昌说,“从2014年到2018年,全县共实施‘全面改薄’项目130所学校281个单体,总投资达4.23亿元,目前均已竣工投用,基本解决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子女就近入学问题,同时为离家2公里以上的中小学生提供了寄宿保障条件。”

  不让孩子因山高路远而失学辍学,纳雍还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重要一招。

  “之前4个孩子在老家上学要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夏天河沟里涨水,就要一个个背过去。”去年8月,化作乡羊场村龙家寨组的贫困户史开云一家入住了纳雍县城东新区的利园小区。“现在老大去了毕节读职校,老二留在寄宿学校,两个小的转入了县八中,走路20分钟就到家。”

  不再操心孩子的上学问题,史开云和妻子一个在县城的建筑公司做泥瓦工,一个成了小区保洁员,“一个月有4000多元的收入,争取年底就摘掉‘贫困帽’。”

  “十三五”期间,纳雍县将有4.2万余名贫困群众迁入县城的4个安置点,目前已完成搬迁2万余人,配套建设的6所中小学和4所幼儿园已解决4648名搬迁孩子的入学问题。“纳雍县因上学远上学难、就学条件差而辍学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纳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教育党工委书记郭宇说。

  硬件跟上了,来自家庭的关爱也不能少。2012年起,纳雍县开展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行动,在促进本乡本土产业发展的同时,缓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因缺乏关爱引发的失学辍学等社会问题,目前已有1569人回乡创业就业。

  骔岭镇坪箐村干岩脚组的熊英,初次见到副镇长何众是在2017年春节,“干岩脚这个地方山高路又远,你喊我留下咋个讨生活?”熊英夫妇在江苏苏州一家印刷厂做机修工,一个月工资2万多元,当即拒绝了何众的好意。

  何众没有气馁,反复打电话劝说,“你们有养殖经验,回来办个养殖场,手续我带你去办。”最终触动夫妻俩心弦的还是儿子的一句话,“再不回来,长大了不听你们的话,别怪我。”

  2017年底,熊英和丈夫辞掉工作回到老家办起了养猪场,存栏量已从最开始的50头发展到现在的200多头。“去年收入大概十几万元,还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孩子原来比较淘气,经常逃课,现在成绩在班里排前五名。”熊英一脸欣慰。

  春去夏来,熊英在院里移栽了两株桂花,企盼着儿子走出大山的路不再那么坎坷。

  (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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