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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冒名顶替”为何专欺负农村人?
齐燕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www.zgxzw.com  2020/6/30 12:56:31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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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山东王丽丽、陈春秀中高考被顶替事件遇媒体曝光,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全国多地发生冒名顶替事件

有媒体查询山东高校的教务处网站,发现2018年山东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开展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反馈数据清查工作的通知》(鲁教学处函〔2018〕14 号),该通知下发后,山东省各高校展开了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上的山东省普通高等教育学历反馈数据的全面清查,在清查过程中,发现有242名学生涉嫌冒名顶替,发生时间在1999-2006年(该媒体说时间是2002-2009年,山东省工作专班目前初步查明发生时间是1999-2006年间。)

“242”这一数据一经报道引发了更大的愤怒,山东成为众矢之的,“官本位”思想浓重成为解释山东冒名顶替事件的主流原因。

事情真的是这样子吗?

笔者上网查询了中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查询内容包括新闻报道、法院判决,发现这些已经公开的冒名顶替事件有几个特点:一是事件大部分发生在一二十年前;二是顶替者与被顶替者大都来自同一个县(或区);三是受害者都是农家子弟(男女都有);四是事件并不只在山东发生,同一时期,全国南北其他省份也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如果上述事实成立,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不能再简单用山东“官本位”思想浓厚来解释了。

陈春秀(资料图)

·为何事件多发生在早前的县域

那么,为什么冒名顶替事件多发生在一二十年前的县域社会呢?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县域社会内做出冒名顶替行为的成本较低,且容易操作;二是中高考的技术监督与程序监督不成熟。

县域社会对于县域内的精英群体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这是冒名顶替事件虽然涉及多个部门,但是顶替者依旧能够将修改户籍、修改姓名、调走档案等程序基本全部走完的原因。

一个普通县域的精英群体主要包括体制内群体和做生意的企业主群体,这两个群体能够通过正式、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发生联系,进而成为有一定联系的熟人关系。

正式的关系网络,如人大代表选举和政协委员选举,不少企业主、致富带头人作为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被选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有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

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包括同乡关系(同乡镇、同村等)、同宗关系、姻亲关系、同窗关系、趣缘组织等等各种关系交叉链接形成的关系网络。

这两种关系网络有重合,又互为补充,最终形成一张熟人关系网络。当县域内的精英,如占据公权力职位者,或者是有经济资源的人,想让子女或亲戚顶替他人时,能够利用这一关系网络去办一系列手续而较少遇到阻碍。

此外,囿于技术限制,那一时期,中高考的考试监督和录取程序并不完善,因此精英群体中的某些人就抓住这些监督漏洞来行使权力腐败。

学籍管理混乱,身份证未普及也未全国联网,考试不需要身份制,考场没有视频监控;先报志愿再考试或估分报志愿,中高考考试成绩和录取信息由考生在读的初中或高中张榜公布;手工投档,档案材料以纸质档案为主,录取通知书由学校或者是村委会转交给考生;等等。这些技术和程序上的不完善使得从考试到录取整个流程的很多环节都有可能出问题。

根据新闻报道和法院判决的一些案件可以发现,顶替事件在很多环节都有可能发生:

有的是顶替学籍去考试,如河南的黄海霞1993年被堂姐顶替学籍参加考试并被许昌师范录取;

有的是录取通知书下发时被截留,如山东的陈春秀,2004被山东理工大学录取后,学校没有通知陈春秀被录取的事实,顶替者陈艳萍的父亲则通过一系列运作,领走了陈春秀的录取通知书和学生档案;

有的录取通知书被家人拿去交易,如陕西的杨登科,1999年考上中专延安农业学校后,其父杨志安通过中间人与顶替者父亲私下交易,将杨登科的录取通知书等资料卖给了顶替者黄世权的父亲黄耀明。

由于中小学档案材料、户籍身份、身份证等信息都可以在县一级层面进行修改,所以只要顶替者能够在县里打通各个环节,修改好所有的纸质档案,就能够带着一份足以以假乱真的档案去高校报到,而高校仅凭纸质档案很难甄别出冒名顶替的学生。如湖南罗彩霞案件中,2004年顶替者王佳俊的父亲王峥嵘伪造纸质材料,避开了贵州师范大学对学生入学资格的严格审查。

为了让冒名顶替的程序更加“完善”,也会出现顶替者在高校继续“运作”的情况,如陈艳萍顶替陈春秀入学时,由于报到材料不全,其舅舅联系高校有关人员协助办理入学手续。

山东齐玉苓案,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顶替所涉及的环节和过程。该案中,齐玉苓被同村同学陈晓琪顶替。

齐玉苓(资料图/今日说法)

齐玉苓是滕州八中1990届毕业生,1990年在中专统考中取得441分,达到了委培生的录取分数线,并被济宁商校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

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告知齐玉苓,也未将录取通知书交给齐玉苓。滕州八中驻地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陈克政从滕州八中领走了齐玉苓的通知书和学生档案,联系了滕州市鲍沟镇政府作陈晓琪的委培单位,并持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将齐玉苓的户口迁出。

陈克政为使被告陈晓琪冒名读书一事不被识破,曾于1991年中专招生考试体检时,办理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盖有“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的体格检查表,还填制了贴有陈晓琪照片,并加盖“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的学期评语表。

1993年,陈克政利用陈晓琪毕业自带档案的机会,将原齐玉苓档案中的材料抽出,换上自己办理的上述两表。

法院审理时查明,陈克政办理的体格检查表上加盖的“山东省滕州市招生委员会”钢印,确属滕州教委的印章;学期评语表上加盖的“滕州市第八中学”印章,是由滕州八中的“腾州市第八中学财务专章”变造而成。

为了完善冒名顶替的程序和材料,顶替者需联系户籍管理部门、学籍管理部门、具有委培资格的部门、滕州八中、滕州市教委等等,而所有这些程序都是可以在乡镇和县城的一些部门完成。因此,在当时才会出现县域范围内的某些精英利用权力和资源冒名顶替农家子弟上大学的事情。

·为何都是农家子弟利益遭侵犯

中高考顶替的受害者之所以都是农家子弟,是因为农民群体在社会关系、经济资源、信息获取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占据社会经济背景优势的顶替者在做出冒名顶替行为后,一方面,其违法行为不易被这些农家子弟察觉;二是即使其冒名顶替行为被察觉,农家子弟在搜集证据、维护权益的能力方面也处于劣势。这就使得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些农家子弟成为被“选中”的受害者。

在电话、互联网都不普及的年代,农家子弟获取知识和信息主要的渠道就是学校,这些信息里面就包括考试信息和录取信息。即使被顶替,农村学生出于对学校的信任也不大可能及时察觉,很多人在等不到录取通知书后放弃学业,或者是选择复读。时隔多年后,有农家子弟因为偶然原因发现被顶替的真相,在维权时也面临时间久远、各类档案丢失、证据不易采集等困难。

由于技术监督的落后和社会优势群体中的一些人出现权力腐败,使得在某一时期中高考冒名顶替事件在全国普遍出现。国家十分重视,不断完善考试和招生录取制度,改进监督技术。

电话查分、网络查分,身份证信息全国联网,重要考试全部视频监控,网上阅卷,电子投档,学籍信息联网,中小学档案包括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知道分数后在网上填报志愿,电话和网络查询中高考录取结果,录取通知书从高校直接寄给考生本人,等等。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监督机制的改进,学籍、身份信息、考试和录取过程都置于监督之下,权力插手考试和录取过程的空间越来越小,中高考考试和录取过程的公平性得到了有效维护。

·制度运行难以完美无缺,但在不断改进

考试和招生录取制度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社会中的优势群体中,总会有一些人为了其利益,利用手中权力或者资源,想尽办法去钻技术监督和法律监督的空子,做出违背教育公平、违法乱纪的事情。国家和政府也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漏洞,并不断改进和完善政策,维护教育公平。

国家和政府、人民群众与违背教育公平的群体和行为做斗争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如自主招生制度,也曾被媒体宣传得十分美好,评价为对“一考定终生”的传统考试制度的重要改革,自主招生占高校招生录取计划的名额一度不断上涨。然而经过几年的实践,人们发现自主招生存在巨大的问题,如对面试表现的评价具有较大主观性、对学生综合素养的要求催生了一大批代笔及组织考证等底下产业链、等等。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不断调整和收紧自主招生政策,并最终于2020年1月发布《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而陈春秀、王丽丽被冒名顶替上学事件也迎来了应有的调查处理——数十位相关人员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估计其他数百起涉嫌冒名顶替案件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得到妥善的处理。

教育功利化、权力寻租、教育公平遭侵害……虽然目前我国教育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漏洞,但相信在社会舆论的监督下以及政府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这一切终将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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